新書推薦序文
網頁同名新書「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即將出版,依照書籍出版慣例,會找幾位知名人士撰寫序文及簡單書評。然而,我們不願意只流於「客套」「俗套」,我們決定兩點準則來邀請序文及書評撰寫人:一是深刻了解我的背景,二是能仔細審閱書稿。非常感謝幾位老師、前輩、朋友的大力幫忙,不但撰寫序文或書評,也給我很多指教、反饋及深入討論。這裡先和讀者分享三篇序文,還有一些序文及書評仍在編輯中。繁體中文版計畫年底前正式出版,簡體中文版正在協商。至於英文版,那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時間仍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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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飛:古老醫學現代化的挑戰之路
(人工智能專家、美國國家醫學院及國家工程學院雙院士、史丹佛大學工程學院講座教授)
我很榮幸地受邀推薦我摯友李宗恩博士的新書《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這本書很獨特, 李博士是一位資深的中醫專家和臨床醫生,卻也是一位經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科技人,在大膽蛻變深入中醫之前,他在矽谷有著成功的科技生涯。這本書反映了李博士與眾不同人生歷練下的洞悉力,文字清新流暢,內容時而讓人驚艷,時而讓人深思反省。
中醫和現代科學似乎是無限分開的兩個世界, 然而,李博士個人和他文筆下的討論,為讀者開啟了一個難得的窗口,窺見兩個充滿衝突卻又永遠相互纏繞世界的並存對偶性(duality of existence)。李博士的旅程,象徵著古老醫學現代化的挑戰之路,同時也象徵著對凡事以科技來定義的現代生活之深刻反思。李博士帶領我們尋求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看待這兩個世界,我對李博士帶領我們探索的旅程深深感到興趣,也期許讀者一起參與這趟旅程!
Fei-Fei Li:Challenging path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n ancient medicine
(Dr. Fei-Fei Li is a world leading exper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he is the inaugural Sequoia Professor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o-Director of Stanford’s 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 and elected Member of both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and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m honored and humbled to be asked to recommend my friend Dr. Andy Lee’s new book. I find this book very unique. The voice of Dr. Lee is that of a deep Chinese Medicine clinician and expert, but also a rigorously trained technologist who has carved a very successful career in th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 before the daring transition to a new career as a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This book is a pleasantly easy and smooth read, yet oftentimes beautiful and introspective.
The world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science seem to be infinitely apart, just like the worlds of Taiwan and the Silicon Valley. Yet, in Dr. Lee and his words, we the readers are given a rare glimpse into this duality of existence of two possibly conflicting yet eternally revolving worlds. The journey taken by Dr. Lee symbolizes the challenging path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an ancient medicine, as well as a soulful refle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ly defined modern lives. Dr. Lee is leading us to seek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both worlds. I’m intrigued by the journey that he is taking, and I sincerely invite the readers to join him on this journe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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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明:帶你認識宏觀、科學、邏輯的中醫
(暢銷書《當孔子遇上哈佛》作者、前元大國際資產管理及元大創投公司董事長、由跨國商務律師金融高階經理人斜槓的傳世經典推廣者)
摯友李宗恩醫師的大作《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問市,囑余作序;讓余有機會先睹為快,把書一口氣讀完,深有啟發!
這書可以勵志,宗恩兄生動自述了多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成長經歷,讀者會嘆道:有為者亦若是!
這本書記載了寶貴的中醫臨床醫術,以約三十個案例,分享了涉及的療程和依據的奧妙中醫醫理,有心的同道同好可以切磋研究!本書更闡述了宗恩兄所體悟的中醫醫道,毫無保留地分享了他所期許的中醫角色、醫病關係、「西醫檢測、中醫治療」!
中醫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中國人都聽過中醫,許多人也看過中醫,就連外國人也知道針灸,但非中醫專業人員對中醫固然霧裡看花;中醫醫者亦受限於中醫的培育方式、產業結構及強勢西醫,也難免有故步自封、見樹不見林的迷失。
宗恩兄君子不器,斜槓人生,具備跨領域、扎實的專業訓練,故能在親炙倪海廈大師後,以宏觀廣角的視野、嚴謹的科學態度、縝密的邏輯思考,在多年臨床中驗證神奇奧妙的中醫醫理,並據此提出振興中醫的看法,讀來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余強力推薦《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嚮往中華文化,想一窺中醫奧妙者該讀;想在治標的西醫之外,找到替代方案的中醫師、中醫同好、病人該讀;掌管國家醫療、公衛政策、中醫發展的領導者更應該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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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瑞:物理忌妒 –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台大特聘教授、中原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前代理校長)
李宗恩是我剛回台灣任教時的學生,我是他應用數學的老師。台灣大學物理系的數學一直是物理系自己教,主要邏輯是物理系用的數學是要解決物理的工具,這與數學系的數學概念並不相同。宗恩當時是資優保送生,物理系那時有一群非常優秀的高中保送生,同儕互相刺激,要拿到高分非常困難。宗恩不但成績好又很外向,喜歡發問,而且他與他夫人是當時物理系的班對,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畢業後,我斷斷續續由同學口中聽到他的職涯轉變,但並未特別放在心上。一直 到二○○九年,我因為在國科會國合處服務,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訪視當時我參與啟動的Stanford-Taiwan Biotechnology (STB),聽到宗恩居然已經變成灣區的名中醫師,有點訝異,但也不是特別難理解。因為聰明的人,只要有恆心,做什麼事都會成功。
後來,我們就一直透過微信聯絡。二○一六年,我擔任台大副校長時,因為參加台大北加州校友會,與宗恩面對面深入交談,才知道他因為困惑於父親的疾病,而深入研究醫學,進而拜入倪海廈門下,成為關門弟子。他那時就告訴我不少神奇故事,我那時由於事務繁忙,對於這類我理解知識以外的事情,基本上是聽了就儲存在腦中,作為日後備用的資料。
二○一九年我離開行政職後,便有許多時間思考,跨領域學問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物理訓練最強大與扎實的是科學邏輯方法論,複雜系統模型簡單化再加上數學預測化。 其實,物理真正的本質訓練就在以簡馭繁,好的物理學家對事物的看法具備強大的簡約能 力。
在一九七○年代,科學界出現一個有趣的名詞叫「物理忌妒」(Physics Envy),就是 生物學家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看到數學在物理學科如此成功,就想要複製物理成功的經驗;奇怪的是,只有在少數有些許成效,但基本上無法像物理一樣成功!也因此忌妒物理可以成功使用數學。物理忌妒不是忌妒物理,而是忌妒為什麼數學工具只能在物理上成功?看起來像是上帝特別寵愛物理,便引起大家忌妒。
領域的互動永遠是新知識的淵藪,現代的斜槓世代就是跨多領域的人才,然而老祖 宗卻告訴我們「鼯鼠五技而窮」,顯然歷史法則指出:沒有專精學門,是不容易出人頭地的。今日由於學問複雜與廣泛性提升,有些學問必須要跨領域互動才能了解與掌握問題所在,進而激發出解決的科學方法。而且這些跨領域互動初期必須沒有目的,才有機會激發出原創想法。
我最近與三創文化基金會合作推動「無用論壇」,就是希望利用跨領域對談培養一流人才。宗恩跨多學科的過程,學習動機多以好奇心為出發點,從未想到有用沒用。今天能成為華人界中醫祭酒,就是「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最佳典範。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這本書的內容,雖然只是記載宗恩多年來所看到的各種疑難雜症,但從書名就知道這裡面其實也傳達了現代跨領域的重要意念,更嘗試由現代科學來看中醫的邏輯。
我最近常與跨領域人談知識論,知識大致可分成:
一、知道的知道:工程
二、知道的不知道:待了解的學問,也是已知與未知的交界
三、不知道的知道:經驗法則,但常可以重現
四、不知道的不知道:怪談與傳說
人類累積的已知愈來愈多,「知道的不知道」就愈多。物理學現有的知識是標準的 「知道的知道」,但是有許多學問我們不斷在使用,也很有效,但卻不完全知其所以然,我稱之為「不知道的知道」。中醫就是其中一種,這就是直覺與經驗的累積。
中醫的重現率不像物理學那般精準,也在於不完全知其所以然,所以急需要累積更多的數據,並有時間由「不知道的知道」發展轉化成「知道的知道」的狀態,這非常需要利用物理學的既有發展經驗來協助加速轉化的過程。宗恩具有充分的跨多領域專業訓練,相信在取得更多的中醫案例後,將有大智慧將中醫推動成「知道的知道」範疇。宗恩傳承東漢張仲景延續至倪海廈的正宗中醫思維,再結合台大物理系的科學邏輯基礎訓練,經歷史丹佛與矽谷應用科技的淬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未來必定能真正完成「西醫精準化檢測,中醫客製化治療」的至高無上理想。將宏 觀醫學與微觀醫學並用,強固個體本身,隔絕入侵病毒。
本書是宗恩超越張仲景的起點,胡適的朋友以「我的朋友是胡適之」為榮,我深為 「我的學生是李宗恩」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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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dylee.pro/wp/?p=8966)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文化 入侵 異 世界 起點 在 逆嘶亭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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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罪己書〉全文一萬四千字一次刊完】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
──在自由台灣國運轉捩點上再奮起
(寫於就職總統週年之際;袁紅冰自主代撰)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全文一萬四千字一次刊完】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
──在自由台灣國運轉捩點上再奮起
(寫於就職總統周年之際;袁紅冰自主代撰)
一、罪己之意若何
斗轉星移,天河濤湧;白雲蒼狗,轉瞬一年。
一年之前,背負人民的希望、歷史的重託,我步入公權力的聖殿,同時也走上自由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此次我榮膺台灣總統,具有遠超一般觀念上的執政黨輪替的意義。台灣人民用選票表述明確的意志──拒絕國民黨恐共媚共、投共賣台的國策,摒棄馬英九黨國體制回潮和殘害民生的執政方向;在對國民黨和馬英九的否定中,蘊涵著人民對於國家正常化的期待與苦戀。
自由與尊嚴意味著存在的基本價值;對於人格或者國格都是如此。當代台灣,人民已經贏得自由,卻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國格尊嚴──這是自由台灣的國恥。
中共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開為人類「大爭之世」的潘多拉魔盒;自由台灣宿命地被推上「大爭之世」的風口浪尖,避無可避。
台灣再次站到國運的轉捩點上,而前途只有兩種高於生死的抉擇:或者溺於中共極權主義擴張的狂濤惡浪,台灣人民淪為中共統治下的「行政特區」的政治奴隸;或者克服一切必須克服的艱難,付出一切必須付出的代價,戰勝命運挑戰,贏得國格尊嚴,昇華為自由而壯麗的正常國家。
國格尊嚴缺失,是台灣人刻骨銘心之痛;成為正常國家是台灣人血淚豐盈的祈願。台灣人的刻骨銘心之痛燦若雲霞,常在我胸懷;台灣人血淚豐盈的祈願如天頂之風,日夜縈繞我心間。
然而,就職總統一年來,國事紛亂如麻,改革踉蹌蹣跚,經濟提振乏力,人心動盪不安,國家意志晦暗不明──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諛媚權力是人性最醜陋的弱點之一。因此之故,儘管執政不力,仍有人為我歌功頌德。與之同時,某些堅守投共賣台國賊意志的國民黨政客,也多方攻訐,惡毒詛咒,企圖逼我承認「九二共識」,背叛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
不過,諂媚阿諛之人的歌功頌德,不能讓我喪失自知之明;國民黨政客的攻訐詛咒,也難撼動我忠誠於自由台灣的鐵石之心半分。
愚昧與怯懦者,遇事總喜諉過於人;大智慧者則常自責以正己。人世間最英勇之舉,莫過於正視自己的錯咎。我願效大智大勇者,作罪己之書,以謝國人。
我罪己之意,絕不在於認錯買憐,沽清流之名,釣開明之譽;我之意只在青雲之間──願罪己之書能感動天心民意,以積累精神能量,引領自由台灣再次奮起,直上時代峰巔,成為壯麗的正常國家,一舉雪洗四百年來台灣國格蒙受的重重恥辱。
二、罪己以正基本國策
為國事操碎鐵石之心──此乃一身繫國運安危的政治家的宿命。自就職總統以來,「吾日三省吾身」,無時無刻不惕厲治國之誤。值此執政一周年之際,我願將罪己反思基本國策失誤之結論,告白天下。
當代,台灣人民在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承受的每一分艱難,都肇因於中共強權在全球範圍內對自由台灣的重重圍困;甚至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分裂和族群對立,也是中共強權對投共賣台的「黨國餘孽」支持、鼓勵、縱容的結果。
當代國際政治範圍內,只有一個強權把否定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視為其政治原則;只有一個強權日思夜想,欲使台灣「香港化」,進而剝奪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只有一個強權把摧毀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奉為其「國家核心利益」。
這個強權便是共產黨極權專制的中國──在中共所謂「兩岸一家親」的假笑中,藏著一柄謀殺自由台灣國格的利刃。
事實已經讓一個鐵鑄的結論呈現在時代的視野中:
中共強權的國家意志是自由台灣避無可避的國家危機之源。
然而,台灣朝野,鮮有人敢於面對上述揭示這種迫在眉睫的「嚴峻國家危機」的結論。
碌碌政客、學者、名嘴,一涉此事,便或者欲仿鴕鳥,埋首於沙,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或者語焉不詳,言不及義,作隔靴搔癢之談,蜻蜓點水之論。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當然在於「黨國餘孽」以回光返照式的亢奮散布恐共媚共意識──這個政治破落戶族群已經把充當中共強權的鷹犬喉舌視為生命歸宿。
但是,毋庸諱言,四百年屈辱的殖民地奴性心理後遺症也是原因之一。不敢與強權作自由人的直視,總試圖猥瑣怯懦地迴避命運的挑戰──這正是殖民地奴性人格後遺症的經典表述。
鑒於中共動用全部國家能量,在世界範圍內對自由台灣實施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圍困,以救亡圖存、應對國家危機為基點的兩岸政策,應當成為自由台灣執政者的基本國策。
基本國策不立,則國運不行。那種「先注重內政、經濟,後處理兩岸關係」的論述,不過是沒有勇氣面對嚴峻國家危機的虛矯弄巧之辭,掩耳盜鈴之說。
我大謬矣,思之痛徹心脾!痛定思痛,我的誤國之錯,千頭萬緒,千絲萬縷,總體歸結為基本國策之誤,即以「維持現狀」為執政之要,立國之基。
審視台灣海峽兩岸雙方的情勢,「維持現狀」的政治意志都意味著基本國策之誤。
台灣的政治現狀處於尖銳的矛盾狀態。
一方面台灣已基本確立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根據現行憲法的荒謬要求,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必須仍然對東亞大陸上十五億中共的政治奴隸承擔主權責任──儘管這種荒謬源自早已成灰的歷史,但是,卻仍然以謊言憲法的現實權威,剝奪台灣人民活在政治真實中的權利;在謊言憲法的歷史陰影下,台灣不可能成為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正常國家──以謊言為憲法原則,意味著國家的恥辱。
同時,台灣被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之一,可是,飄蕩在自由之島上的國旗和國歌,卻是黨國一體、威權專制的國格象徵;這種威權專制時期國格的象徵羈絆之下,台灣就相當程度上仍然活在歷史廢墟中,無法真正擁抱自由和未來。
以上台灣現狀的尖銳矛盾,是一根刺入台灣國運眼球的荊刺,不拔除這根荊刺,不改變這種歷史強加給台灣的現狀,台灣就不可能昇華為真理之國;抱殘守缺、「維持現狀」的國策所維護的,恰是威權專制遺留的謊言憲法和黨國一體的國格象徵。這將使台灣故步自封於過去,並失去未來,最終只能在荒謬的現實中沉淪。
反觀海峽對岸,中共強權謀台戰略黑雲壓城,文攻武嚇,咄咄逼人;口蜜腹劍,陰險詭詐──中共強權欲盡快改變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現狀的虎狼之意如火如荼,從未有過「維持現狀」的菩薩心腸。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共兩黨用子虛烏有的「九二共識」,撐起「兩岸一家親」的和平假象;假象之下,中共強權謀台戰略鼙鼓不息,以至於台灣維護事實獨立國格的政治經濟能量日夜流失,怵目驚心,鬼神不寧,「兩岸現狀」因此依照中共強權的意志不斷改變。
在中共強權亟欲改變兩岸現狀的政治意志背景下,我以「維持現狀」為基本國策,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只能是罔顧事實的癡人說夢,必定落個刻舟求劍、誤國欺世的結果──
現狀不僅無法維持,而且很可能向有利於中共強權,不利於自由台灣的趨向轉變。
三、「維持現狀」的基本國策宣告失敗
我確立「維持現狀」國策的初心,在於委屈以求苟全,在於用善意和微笑感動中共強權,緩解其謀台戰略的咄咄逼人之勢,從而為台灣的生存贏得盡可能長的戰略喘息期。
為實現初心,依據「維持現狀」的國策,我宣布《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根本依據。有直言者因此指斥我實行的是「沒有九二共識的九二共識」,甚至稱我為「猶抱琵琶半遮面版的馬英九,向中共強權賣笑乞憐」──為委曲求台灣之全,我已經將自己的聲譽糟蹋至無以復加的程度。
就職總統之初,我即「盈盈翠袖」,捧出一片真情,以向海峽對岸;笑靨蕩漾,善意如春花爛漫,以對中共強權。然而,事實證明,中共強權冥頑不靈,蠻橫霸道,既不相信善意,也不會被真情感動;強權者的頑石之心只渴望將其專制意志強加於自由台灣──
中共強權欲逼迫我步恐共媚共的馬英九之後塵,公開承認國共兩黨滅絕台灣國格的「九二共識」,簽下台灣主權的賣身契。
宣示遵從充斥歷史荒謬的中華民國謊言憲法,已使我對於自由台灣的政治忠誠受到質疑;屈服於中共強權的意志,公開承認「九二共識」,則將意味著對自由台灣的背叛。
我可死,此等蒙羞千古、遺臭萬年之事,我絕不為。
中共強權為此暴怒如狂。因「習寬衣」而艷名鵲起的中共領袖習近平威脅曰,無「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將「山搖地動」;中共嘴炮將軍王洪光,逞口舌之利,聲稱「數小時便可滅台」。危言聳聽之際,中共強權又祭出「窮台戰略」,欲逼迫台灣人為乞食而屈膝出賣國格。不久前,更有所謂「謙謙君子」張志軍,陡現惡奴凶相,放狂妄之言曰:「台獨盡頭是統一」──此一言道盡中共強權亟欲改變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之兩岸現狀的蛇蠍之心,虎狼之意。
我之委曲求全的初心原本真實如紅焰,於今無奈已化作一江秋水,浮黃葉殘菊蕭索西逝;我之盈盈善意只落得萬木搖落,淒風苦雨一片。面對如此情勢,「維持現狀」的國策已成「夢中情人」,水中花月,冢中枯骨,可思可念而不可即。
如若繼續以抱殘守缺之心,不肯承認失敗,則只能自欺欺人,遺天下之笑。我不願自欺,更不願欺世,故告白國人:「維持現狀」之國策已敗。
四、「維持現狀」基本國策之十大惡果
設「維持現狀」國策之本意,試圖在大爭之世中使台灣得生存之道,在中共強權的覬覦之下為台灣求苟安之機。然而,事與願違;「維持現狀」國策實施一年,未見其利,反遭其害。現在,我願忍刮骨療毒之苦,披肝瀝膽,痛陳「維持現狀」國策十大惡果,以為執政之教訓。
抱殘守缺、委曲求全,以得苟安──此乃「維持現狀」的思想基點。
將如此懦弱的思想奉為國策的意志根據,台灣國運自不會有「長風破浪,以濟蒼海」的磅礡之勢,浩蕩之氣;亦不可能有「氣吞萬里如虎」的進取之志。
「維持現狀」的國策注定台灣只能在軟弱中逐漸衰敗,而無法成為任何人不敢輕侮的堅強之國。
懦弱的意志中沒有強者的基因;現實世界不相信軟弱,並只給強者的意志以尊敬。我欲用懦弱的善意換取中共強權的善意回報,結果必定是自取其辱。
總統自辱,遂令國格塗炭──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一項惡果。
自由與尊嚴是立國的兩項根本價值。
台灣已經成為自由之國,但是,台灣的國格尊嚴卻仍然沒有受到國際社會應有的承認。所以,「國家正常化」乃是自由台灣必須追求的國家理想,必須守護的國家信念──「國家正常化」才能使自由台灣得到國格尊嚴。
「維持現狀」雖然有媚俗於市井庸人之效,卻同時意味著以基本國策的名義,放棄「國家正常化」的理想,使台灣淪為無理想之國。
個人喪失理想,便成行尸走肉。國家喪失理想,則國家方向不明,國家意志陰晦,執政理念混沌。於是乎,官心不思進取,只圖顢頇度日,安於苟活;民心無所依附,民意迷失於物性貪慾。由此一來,國運只能在庸俗的氛圍中腐朽──
國家理想之星隕落,無魂之國不知前途在何處;當前台灣社會種種亂象,根本上皆因喪失「國家正常化」理想而起。
以上所述,可謂「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二項惡果。
一年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發生極其有利於自由台灣的變化,真可謂天佑寶島,天賜良機。
然而,外交機構卻抱中華民國歷史之殘,守謊言憲法之缺,不敢以創造性思維和行動,展開雙臂,迎接天賜之機,在國際社會彰顯自由台灣的獨立國格,相反,竟像古代偷情的小寡婦,面對熱情洋溢的歷史機遇,扭捏作態,滿臉紅暈,欲語還休,欲迎還拒,只敢怯生生露出幾分曖昧不明之笑。
如此這般,最終只怕會冷了歷史機遇那顆「燃燒的心」。
與之同時,面對中共強權的外交圍困,外交部門陷於左支右絀、窮於應對的被動局面,既沒有展示出奮起反制的歷史主動性,更缺乏挽狂瀾於既倒的壯烈情懷。
這種情勢,直令壯烈之士氣沮,自由台灣國際形象蒙塵,也正是「維持現狀」國策第三項惡果的表述。
將國家危機的真相告訴人民,乃是執政者的首要天職。
然而,「維持現狀」國策的題中之義在於,以首鼠兩端、曖昧不明的「朦朧之美」,向中共強權顯示「不挑釁」的善意。因此之故,我不敢講出一個冷酷的真相,來警示台灣社會;這個真相就是,中共強權的謀台戰略,構成對自由台灣國運、國本、國格的唯一、且迫在眉睫的嚴峻威脅。
受「維持現狀」國策之禁錮,沒有向台灣社會發出國家危機的警告,此乃我之失職。
家庭主婦的失職,或只殃及一家;總統失職,禍必殃及國運。
正由於我不敢公開宣示中共謀台戰略造成兩岸關係殺氣沖天、危機四伏的真相,致使相當一部分國人至今仍然沉迷於中共「兩岸一家親」的口蜜腹劍之辭,不能幡然醒悟。
清醒認知當前之國家危機,乃是激起台灣人民同仇敵愾之情、衛護家國之心、救亡圖存之意的前提。面對嚴峻的國家危機,唯有台灣社會各階層形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才可能獲得制勝中共強權謀台戰略的國家意志能量。
然而,迄今為止,全面執政一年,基於現實的國家危機應當形成的「台灣共識」卻仍然沒有形成──這意味著危機中的危機。國家陷此困境,其罪在我;同時也是「維持現狀」國策的第四項惡果。
中共強權長期在國際社會間構築「經濟的柏林牆」,企圖困死自由台灣。這是當前台灣經濟艱難的根本外在原因。
二〇一六年,台灣人民用選票表明堅定的意志,即拒絕出賣國家主權以換取經濟利益,中共強權隨即實施「窮台戰略」,這是台灣經濟艱難的近期直接原因。
為應對此種源自政治因素的經濟艱難,需要國家行政團隊制訂有效的經濟政策,引領台灣經濟殺出命運重圍,再創經濟奇蹟,以證明自由台灣的蓬勃生機。
「小人喻以利,君子喻以義。」唯有璀燦的國家理想,才可能召喚有強烈國家責任感和創造歷史意志的才俊之士,加入行政團隊,共赴國難,共濟時艱。
然而,「維持現狀」國策否定國家正常化的理想,只肯定屬於庸人政客抱殘守缺的實用主義策略。
抱殘守缺的國策,自然只能召喚抱殘守缺的「老藍男」官員;以猥瑣的實用主義智慧為魂的國策,也必然只青眼有加於庸官俗吏。這正是我的行政團隊執政無能,引發民怨沸騰、民怨沖天的核心原因。
正由於「維持現狀」的猥瑣意志被奉為國策,才使得貪利戀權、虛矯媚上的官員逐臭而聚,蜂擁蟻附於總統權力的臥榻之旁;憂國憂民的志士為愛惜羽毛則遠避權力,有「洗耳」之政治道德潔癖的能員幹吏,則不屑於同庸官俗吏為伍而「遠避山林」。
「維持現狀」國策造成的「近小人,遠君子」效應之下,執政一年來,行政團隊行事昏聵拖沓,荒腔走板,致使「新南向政策」步履蹣跚,國家經濟方針或者盲人瞎馬,不辨方向,或者情急之下空發煌煌大言,欲以之欺世盜名,卻因缺少改革意志的底蘊而難於說服社會。
行政官員中,或老馬羸驢如李大維者流,似乎只癡迷於故步自封,混吃等死;或肥貓碩鼠一窩,假公權力以圖一己之利,以斂私家之財,如「財經幫」。
行政團隊毫無「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意,更缺乏引領台灣經濟破重圍而縱橫全球的意志與能量──此「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五項惡果。
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是主權者權利的皇冠;失去這項權利,台灣人民就失去一切。台灣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但是,威權專制時期的政治法律殘跡,仍然相當程度禁錮著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意志。
民進黨全面執政,本應當通過修改「公投法」,一舉破除重重法律障礙,使人民得以通過公投的法治方式,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和台灣國家前途。
然而,在「維持現狀」國策的陰影下,加之諸多「精明」的鼠輩小政客和衰朽老智囊的影響,台灣人民獲得通過公投直接實現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竟使我心生恐懼,因此,對修改公投法作出投機政客式的限制。
我之所以產生此種畏懼之意的原因,全在於害怕人民通過公投推進國家正常化進程,從而「破壞現狀」,開罪中共強權。
為委屈求全於中共強權,以減少執政的壓力,竟然為修改公投法設置障礙,試圖假法律之名,繼續禁錮人民做為主權者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權利──
此種悖逆天心民意之舉,背叛自由台灣基本價值之惡行,已經重創民進黨的政治聲譽,以至於社會輿論悲憤質疑,民進黨是否正在淪為維護黨國體制殘跡的「小國民黨」。
為討中共強權安心,竟壓抑台灣主權者的權利;為求中共強權逼迫下的苟安,竟背棄台灣人民心底裡對國格尊重的渴望,對國家正常化的熾烈情感,從而使民進黨黨魂黯然,黨格蒙受難以雪洗之恥──此誠我之罪也;當然也是「維持現狀」國策的第六項惡果。
意志是現實命運的起點──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國家,皆無二致。
理想充沛之國方能湧現出堅定明確的國家意志,以「扼住命運的咽喉」,主宰現實命運。
「維持現狀」是屬於庸俗鼠輩政客的心態。我使「維持現狀」的心態沐猴而冠,成為國策,其結果必定是用猥瑣的功利實用主義取代國家理想。
哲人有箴言警世:「無理想者,無未來。」一旦喪失國家理想,台灣人民不僅隨之喪失未來,而且註定輸掉現實──
沒有未來者,不可能贏得現實。
執政一年來,各項轉型正義的舉措社會效應不彰,沒有以高屋建瓴、天河倒傾之勢,形成超越政治族群的關於正義和公理的認知。
由於失去「國家正常化」理想,這個核心價值依據,竟使社會產生深刻的疑慮,即民進黨政府推行轉型正義不是基於國家根本利益和公義,而僅是出於黨派私利,為選舉考量,藉機打擊政治異己。
轉型正義首先意味著精神領域內的一場自由民主革命,其目的在於徹底清除黨國威權專制的價值觀念,確立「國家正常化」理想,確立自由台灣的國魂。
背叛「國家正常化」理想,同背叛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是同一回事;國家理想湮滅於「維持現狀」的庸俗功利主義,所謂的「轉型正義」就喪失了公義之魂。
摧毀轉型正義的國家理想的價值基石──這是「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七項惡果。
馬英九執政八年,國民黨權貴與奸商惡賈沆瀣一氣,威權專制主義在價值觀念、經濟、政治、司法各領域全面回潮。面對此種狀況,實施深徹改革已經成為自由台灣生存和發展的第一要務。
然而,民進黨全面執政一年以來,各領域的改革進程幾乎無一不呈現出混亂無序、滯礙難行之情勢,有的改革項目甚至陷於進退維谷之困境。
愁腸百結,長夜難眠;經罪己反思,終悟當前改革不行之根本原因。
改革必然比抱殘守缺、苟安於現狀更艱難;深徹的改革必然要承受刮骨療毒之痛。因此之故,形成願為改革承擔艱難、承受痛苦的社會主流意識,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以煌煌公義為目標,以國家理想為價值依歸,改革才能獲得主流民意擁戴的道德基礎。人不怕艱難困苦,只怕沒有希望。而國家理想乃是與公義一致的希望,是希望「王冠上的明珠」。
當前,唯有「國家正常化」的理想,這個從台灣人民四百年的血海淚濤中湧起的國格尊嚴的希望和信念,成為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價值依歸,改革才可能產生感動時代的精神魅力,才會激起人民共赴時艱,共渡危難的救國之情,從而為公義而抑私利,以求改革成功。
令我有噬臍之悔之處在於,設立「維持現狀」之國策,遂將「國家正常化」理想束之高閣──改革因之失去國家理想主義的大公大義之方向,也找不到根本的價值依歸。
迄今為止,多項改革猶如失魂落魄之酒鬼,徘徊踉蹌於無星月之暗夜,其終極原因端在於此。
致各項改革或躊躇不前,或荒腔走板,特別是司法改革大失民望,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八項惡果。
中共暴政在基本完成對蒙古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之餘,又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繼續對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自由運動實施鐵血摧殘。當代藏人和維吾爾人的人權劫難震撼人類的良知。
自由台灣同樣受到中共強權的主權逼迫,本應與藏人、維吾爾人同仇敵愾,共抗強權。然而,就任總統以來,對於台灣良知人士邀達賴喇嘛訪台事,我閉目塞聽、「假癡不癲」、裝聾作啞,宛似濁泥之塑,朽木之雕;更有甚者,放任外顯堂皇之氣、內藏卑鄙之心的小人,假「此時訪台不方便」之說,遠拒維吾爾人的精神領袖熱比婭於千里之外的日本。
我之所以這樣作為,端因畏對岸強權如鼠輩畏虎狼,在中共逼迫的鋒芒前噤若寒蟬,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於避人權大劫難中的藏人和維吾爾人如避水火,棄人類道德公義如棄敝屣。
國有凜然之正氣,必成俠義之邦;遵「維持現狀」之國策苟且圖存、忍辱偷生之國,只能在國際社會輕蔑的斜視中趨向沒落。
假如台灣對其他族群的人權劫難與苦痛,只會冷眼旁觀、冷血以對,又怎麼能指望台灣面對中共強權的終極主權逼迫時,得到人類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俠義之邦必有天佑;冷血自私之國必遭天譴。
「維持現狀」之國策誤我至深;而我誤國事,使自由台灣不能以俠義之邦的名義感動世界,使自由台灣的國格蒙受冷血自私之羞──
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九項惡果。
自由台灣的國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為戰勝挑戰,需要舉國同心,共赴國難。然而,「維持現狀」國策以世俗庸人的苟安之心態為價值核心,完全沒有以創造歷史的激情和壯麗的國家理想召喚民心民意的精神魅力,反而使國格陰柔昏冥,國家意志迷茫晦暗,自由台灣正在淪為無魂之國──
「維持現狀」意味著維持保留重重「黨國」斷垣殘壁的「憲政體制」,而台灣國運將因此繼續被囚禁在歷史的陰影中。
正由於國家願景不明,台灣社會至今陷於意識形態的混沌紛亂,難以自拔。「黨國」的遺老遺少,以及投共賣台的無恥政客、文人,仍然有空間在媒體上搖唇鼓舌,巧言令色,以至於欲滅自由台灣主權的「九二共識」幽靈不滅,恐共媚共之論甚囂塵上;與中共暴政「終極統一」之說,隨「愛國同心會」裸奔暴走、狼奔豕突於台北街頭;「蔡英文欲效馬英九,與習近平作政治幽會」的傳言,隨綿綿雨絲,無聲滲入台北暗夜,而陳德銘甫一拋出「一中分治」之說,又激起我倚為股肱智囊的宋楚瑜、許信良等讚聲不絕,遐思艷想無限。
種種意識的亂象中,自由台灣的國家理想似乎要變成逐漸遠去的背影;社會精神分裂之下,有預言指稱,我將陷台灣社會於分崩離析之境。
智者警世曰:「舉國同心」絕不意味著與投共賣台勢力的沆瀣一氣,而必須以國家理想,即「讓自由台灣成為正常的壯麗國家」,做為全社會的共同信念。
唯有「國家正常化」理想成為國策的核心價值,自由台灣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國魂;台灣社會才能建立起以全民根本政治利益為基石的「台灣共識」。
罪己反思至此,「維持現狀」國策之第十項惡果已呼之欲出──其惡一言以蔽之:使台灣淪為無魂之國。
五、「紅焰成灰,我心未死」
「維持現狀」國策十惡俱足,貽誤國事甚深,戕害國運甚烈。反思罪己之餘,我有寒風裂骨之痛,紅焰焚心之苦。
然而,白骨雖裂,報國之志猶存;「紅焰已然成灰,我心依然未死」。
自由台灣宿命地走上大爭之世的刀鋒,面臨危險與機遇並存的國運轉捩點。在此艱難的時刻,我誓從罪己反思的浴血苦痛中崛起,以奔馬逐長風之激情,以堅逾鐵石而又明澈如玉山之雪的理性,履行總統天職,重振自由台灣之國運,再造自由台灣之輝煌。
為實現此誓言,我決意將「維持現狀」之論裝殮入鐵棺,「沉於北海」,並重設再振國運六策,以告天地,以安社會,以聚民心,以向未來。
再振國運第一策:透過發布總統令,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為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
值此大爭之世,對於自由台灣,如果沒有勇氣自己肯定自己,就沒有人會肯定你;如果不敢自己確認自己,在國際社會就沒有立足之地。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為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就意味著自由台灣在根本之點上展示出肯定和確認自己國格的政治自信。
「國家正常化」有兩項要點。
其一,廢止歷史強加給台灣的謊言憲法,以及清除殘留在台灣國格標誌中的威權專制遺跡,創制與台灣現實命運一致的憲法和國格標誌,從而實現台灣人民活在真實國家中的權利。
其二,以獨立的國格和體現自由民主價值的國格標誌,開拓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成為國際社會中與各國平等的一員,以實現台灣人民活在國家尊嚴中的權利。
確立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乃是確立自由台灣的國魂之舉。國魂朗朗,以昭日月,方能為形成「台灣共識」提供精神凝聚力;方能為形成明確的國家意志和方向提供價值基礎。
當前國內的情勢之下,確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需要有「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意志。不過,具體推動「國家正常化」的進程,則必須深謀遠慮,全局策劃,運用巧奪天工的策略智慧,堅定不移、積極進取與謀定後動、穩重有序並重,方能收到創造歷史之效。
再振國運第二策:在事關國本的海峽兩岸關係領域,確立台灣的「國家底線原則」。
中共和國民黨以「九二共識」之名,逼迫自由台灣出賣事實獨立的主權,進而剝奪臺灣人民決定台灣命運的權利。執政以來,我借「模糊數學」之意,欲以「模糊政治」應對來自國共兩黨的內外相煎、上下交征的逼迫。
可悲之處在於,「模糊政治」既沒有使中共強權放棄覬覦台灣主權的虎狼之意,也沒有改變國民黨權貴「聯共制台」的蛇蠍之心,反而使台灣的國家意志曖昧不明,藏首縮頸,盡顯「醜媳婦怕見公婆」的猥瑣之形──嗚呼哀哉!我誤國矣,使自由台灣國格蒙羞。
沉痛懺悔之餘,我必一掃「模糊政治」沉鬱陰晦之氣,以「國家底線原則」,在國共兩黨的逼迫前,確立自由台灣的堂皇國格和大氣磅礡的國家意志。
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事實獨立的主權是衛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堅盾,誓死不可放棄──
這是自由台灣必須堅守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我用以應對國共兩黨「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台灣「國家底線原則」。
「國家底線原則」意味著台灣以獨立國格存在的生命線,因此,也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台灣人民必須像忠誠於自己的靈魂一樣,忠誠於「國家底線原則」;必須像堅守自己的生存權一樣,堅守「國家底線原則」。
為應對中共踐踏自由台灣人民主權的「反分裂法」,民進黨將推動制定「反吞併法」;民進黨還將透過再次修改「公投法」,實質上還權於民,一勞永逸清除相關法律障礙,以使台灣人民能夠真正實現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
再振國運第三策:斬斷中共套在自由台灣脖頸上的經濟絞索,衝決中共全球圍困自由台灣的經濟羅網,開拓多元化對外經濟關係。
中共強權信奉一個原則,即經濟是政治的延續。因此,中共對台經濟關係的起點和歸宿,都在於實現其謀殺台灣事實獨立之主權的政治意志。
馬英九和國民黨全面執政時期,以開門揖盜之意,洞開國門,使中共強權的經濟能量如洪水滔滔,湧入台灣;其所作所為,無異於助中共強權把一條又一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脖子上,而中共強權謀台的政治意志正是隨時準備勒緊經濟絞索的鐵手。
不久前,中共強權因「薩德」問題對韓國的經濟圍獵,乃是中共借經濟能量將自己的政治意志強加於他國的最新例證。
事實如刻在鐵碑上的警誡,宣示一個真理:「徹底改變馬英九執政時期形成的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的依賴,在全球範圍內開拓多元對外經貿關係,乃是自由台灣唯一的生路。」
──讓這個真理轉化成國家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具體內容,是政府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
台灣民間從不缺乏創造經濟奇蹟的潛在能量,台灣人也從不缺乏出類拔萃的經濟智慧。現在政府必須履行的首要職責,在於凝聚社會共識,形成救亡圖存的國家意志,激勵全民共赴國危,將台灣民間的經濟潛能和台灣人的經濟智慧,鍛造成殺出經濟困境的長劍。
有人說「商人無祖國」。此言大謬。
我願說:奸商惡賈才會因圖利而忘邦國;良知燁燁如星辰日月的台灣商人,定將為美麗寶島、自由聖地、故國熱土的生存和發展而積累財富,並承受必須承受的經濟艱難。
有人說:「包括勞工在內的台灣庶民勇於為私利而鬥,怯於為公益而戰。」此乃偏狹誣衊之言。
我深信,只要瞭解到中共強權「窮台戰略」的燭天惡意,以及台灣由此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經濟危機,台灣民眾必會同仇敵愾,眾志成城,蹈千難而履萬險,忘私利而赴公益,共克時艱。
意志,是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人類社會活動的起點。
做為總統,我的全部經濟職責可以歸結為一個關鍵點,即向天下宣示如下意志──
為了自由台灣的國格不滅於中共強權的「窮台戰略」,為了實現「國家正常化」的理想,台灣人民必須付出一切不能不付出的代價,必須做出一切不得不做出的個人利益犧牲,必須克服一切無法迴避的艱難,再創經濟奇蹟,再現龍騰虎躍之相。
再振國運第四策:確立「國家正常化」理念為轉型正義的價值依歸,以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根本導向。
轉型正義本質上是精神領域的一次徹底訣別威權專制、確立普世價值的思想大變革,是社會意識的浴火重生;全面深徹的改革,則是轉型正義精神成果的現實制度表述,是思想大變革的實效性體現。
轉型正義和全面深徹改革同自由台灣的國運息息相關。為徹底掙脫威權專制的意識形態束縛,在精神領域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就不能不實施轉型正義;為免於繼續迷失在威權專制遺留的制度性殘跡的歷史廢墟間,為走向公義社會,就必須進行全面深徹的改革。
執政一年,轉型正義與全面深徹改革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
然而,轉型正義之途坎坷艱難,諸項改革滯礙難行;黨國遺老遺少和國民黨權貴仍有負威權專制制度殘跡之隅而頑抗的空間,社會輿論對轉型正義與改革的觀念也紛亂如麻,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歸根結柢在於,「維持現狀」國策的價值取向與轉型正義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時代要求南轅北轍。
「萬山磅礡,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轉型正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為價值依歸,才能超越黨派私利,與國家根本的政治利益一致;全面深徹的改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為導向,才會目標清晰,道路明確。
我願特別強調,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司法改革乃全面深徹改革的當務之急,首要之舉。
應當通過特別立法,對「陳水扁案」、「郭瑤琪案」等引起社會廣泛質疑的案件進行特別調查,以查清案件訴訟程序中是否有非法關押、違法起訴、枉法審判、政治操縱司法等違法犯罪行為──一旦相關事實大白於天下,威權專制殘留的司法體制的具體危害也勢將隨之暴露在陽光下。
以對上述典型案件調查的結果做為突破口,針對暴露出來的弊端,推動檢查司法體制的全面改革,迅速建立與實現司法正義要求一致的檢查官、法官任用罷黜制度;果斷放棄威權專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具有「法官職權主義」傾向的審判程序,實施「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人民陪審制。
再振國運第五策: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於彰顯自由台灣的獨立國格於國際社會,為 「國家正常化」以及加入聯合國的戰略目標創造國際政治條件;同時,以台美之間潛在但卻真實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為支點,在全球範圍拓展實質外交,衝決中共強權對自由台灣的外交圍困,爭取更加廣闊的國際生存空間。
為貫徹上述外交國策,台灣社會至少必須澄清兩項迷思。
其一,某些已淪為中共強權思想鷹犬、理論喉舌的台灣媒體、政客、文人、名嘴,持續散播一種似是而非的意識,試圖惑亂台灣社會輿論。此種意識一言以蔽之,曰:台灣應當平衡對待中共強權和美國的立場,以免兩強相搏,台灣受池魚之殃。
上述意識貌似「公允」,實則害台誤國的陰毒之論。在此,我以台灣總統之名宣示:「在中美之間絕不搞平衡,並勢將全面強化台灣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各領域的實質性盟友關係──這是自由台灣生存所必須的選擇。」
我作出上述宣示的理由簡單而明確: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各項保證」,構成台灣國際安全的重要基點之一;中共強權則公開宣稱,滅絕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剝奪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乃是其「核心利益」──
中共強權是世界上唯一以摧毀自由台灣國格、國體為戰略目標的國家,也是當前自由台灣國家危機的唯一來源,中共強權正運用其全部國家能量,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所有領域,欲置自由台灣於絕境死地。
一為事實上的盟國,一為欲滅自由台灣主權而後快的敵意如熾之國,要求台灣在這兩者之間搞平衡,豈非不辨善惡的大荒謬。
有必要再次重申:要求台灣平衡中美關係的說辭,意在惑亂台灣民心民意,離間台美實質的同盟關係,為中共強權謀台戰略效犬馬之勞。
其二,中共御用宣傳機器如群蛙鼓譟,不厭其煩,論證美國很可能把台灣當作與中共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而不可能為保衛台灣與中共一戰──中共強權欲以此論散布恐共媚共的迷思,瓦解台灣衛護主權的意志。
中共御用宣傳機器的上述鼓譟,又在台灣某些政客、文人、名嘴的口腔裡激起喧囂刺耳的回聲。回聲甚囂塵上,迷思如東亞大陸霧霾入侵台灣上空。因此,有必要掃蕩迷思,還台灣社會意識一片朗朗乾坤。
是的,毫無疑問美國不會只為保衛台灣的利益而戰,但是,美國會為自己的國際利益而對抗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
對世界作縱橫觀,美國與歐洲北約諸國,以及日本、韓國都分別結成同盟國關係,並承擔相應的作戰義務,即同盟國受到戰爭威脅時,美國將為保衛同盟國的安全而戰──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慷慨到會用自己士兵的血為其他國家的利益獻祭,而是因為盟國的安全與美國國家利益有「唇亡齒寒」的一損俱損的關係;為同盟國的安全而戰,就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戰。
美國重申「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並不是因為美國政客有抑強扶弱的俠義精神,而是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存在,有利於東亞乃至世界和平,有利於人類共同的自由事業,有利於美國反制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可見,結論就是:美國不會為台灣而戰,但是,美國會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與自由台灣一起,共同抗擊中共強權武力進犯台灣。
當然,美國是否會因台灣而戰,首先取決於台灣人是否具備為衛護主權和國格而同任何強權決死戰的勇氣和血性。在此,我願代台灣人向天地盟鐵血之誓:「我們可以捨棄生命,但絕不放棄自由人的尊嚴;有敢犯我自由台灣者,失道寡助,定遭天譴地責,雖強必敗!」
在風雲際會的大爭之世,台灣唯有敢於自己肯定自己,並展示出自己確認自己的自信,才可能免於淪為別國的籌碼,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強化台美事實存在的同盟關係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但是,台灣也有屬於自己不可動搖的「國家底線原則」,我們會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毫無疑義地瞭解台灣的國家底線,以昭示「台灣有獨立的國家意志,台灣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自由台灣會成為別國的籌碼。」
再振國運第六策:「遠小人,近君子」,重鑄國魂,以召天下賢能共克國之大難,共襄國之盛事。
執政者為政之要,首在選賢與能。就職總統一年,國事紛亂如麻,國運陰晦不振,重要原因之一,可歸之為我任用的行政團隊缺乏承擔國家公器大任的政治道德素質和實際運作能力。若欲改變這種狀況,必遵「遠小人,近君子」之千古明訓。
當前,「遠小人」之意在於,遣散熙熙攘攘於總統權力周圍那些油頭粉面、巧言令色以奉上的「政治小寵物」,黜退不思進取、抱殘守缺的「老藍男」,左遷「坐談立議無人可及,治國安邦實無一策」的庸官,罷謫戀權謀私、不思公益的俗吏。
小人退,則君子進。
在此,所謂君子者,乃心如赤焰、直陳謀國的錚錚鐵骨之人;乃奉「國家正常化」為政治理想和執政之要的銳意改革進取之士;乃忘我克己而憂心國事、奉公無私以紓國難時艱的能員幹吏。
此前行政團隊中「小人」蜂集蟻聚的原因,根本在於我一度確立「維持現狀」為基本國策。「維持現狀」的苟且偷生意識之下,國家願景如晦,國家權力意志猥瑣曖昧。這卻正是鼠輩政客可以春風得意的政治狀態。
罪己反思之餘,我走出「維持現狀」的白日昏聵之夢境;將「國家正常化」的理想,捧上權力之巔,我願以此重鑄國魂,廣召天下英才賢能,再組行政團隊,為使台灣國魂輝煌於歷史的天頂,為「讓自由台灣成為壯麗的國家」,殫精竭慮,鞠躬盡瘁,雖百死而不悔。
六、結束語:選擇決定未來
是在「九二共識」的魔咒下沉淪,或者在「維持現狀」意識下苟且偏安,直至「現狀崩潰」,還是追求「國家正常化」的高貴理想,以贏得活在真實中的權利──
台灣人的選擇將決定自己的命運和自由台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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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